守护国家生物安全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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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之所以看不见黑暗,并不是不存在黑暗,只是因为有人正竭尽全力,把黑暗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2020年网络流行语

守护国家生物安全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和客观环境选择

生活从来没有轻而易举,更多的进步需要的负重前行,于个人,还是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皆是如此。当我们坚定的选择了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深度改革开放,保护国家生物安全的挑战就会更大。有道是,市场有多大,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有多奇葩,前一节文章中所述的《轮台诏》中除了记载出这样的生物威胁事件外,最后匈奴的谚语中更是道出了我们在保障生物安全方面的一个巨大困境——面对超大体量的生物体运动,小隐患也可能成长为大问题。

在理论层面,生物的演化是在生命体和环境矛盾中发展,生物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同样利用了生命与环境的对立统一。

在现实层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环境的物质交流必然越来越快,种类越来越多,而随之带来的问题就越多。以我国为例,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中,入侵中国的就有50余种,我国成为遭受外来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但同时,我国正处于新一轮开发开放战略机遇期,国际交流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因为国际势力划分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对我国打压,“一带一路”等国家国际发展战略势在必行,新兴的跨境电商等业态发展,和我国人民对优质商品进出口需求,更使得进出关货物急剧增长,在这种环境需求和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违规入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更是呈现隐蔽化和分散化趋势,这些情况使国门生物安全把关广度和难度迅速扩大。

所以,无论从顶层设计国家战略,还是基层需求人民愿景上讲,保障国家生物安全是一个立足现在关乎未来的事情。

我们并非要将生物安全的威胁全部御国门之外

当下被广泛认同的国门生物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一种没有因管制性生物通过出入境口岸进出国境而产生危险的状态。但这并非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因为生物的演化是随着环境变化而持续发生的。

生物威胁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有的知识无法对正在演化中生物和环境做出有效预测,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生物技术的支持。但生物科学技术发展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的发展演化,但另一方面,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技术缪用的更加普遍和严重。

外来生物与本土生物的自然演化过程并不存在对错,只是在生物演化过程中相互作用的一环,但判定的标准在于结果却需要审定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化进程中简单的一环,却可能涉及了国家安全的多个方面,当对于这种演化产生结果的性质、规模都难以量化的时候,人类如何取舍就不言而喻。

当下我们选择尽可能将生物安全威胁御国门之外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在评价外来生物的安全性的理论建设上仍存有较大的问题,而由此产生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当下社会生产消费水平难以承受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对外来物种亮红灯这种相对保守的防治的方式。

守护国家生物安全的工作依然依赖制度和机构的革新

我们在探索生物安全性研究,比如各国现所重视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est Risk Analysis,简称PRA),但PRA在实际运用仍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定量评估仍处于相对低的阶段。虽然未来必然会向拓深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定量分析,但这些依然需要建立在海量实验和现实数据的积累之上,使用在PRA分析软件超算获得高置信成果。

当获取到足够可靠的结果,仍然需要依靠国家机构和组织对于国家生物安全维护。完善立法和机构改革,让保障行为更加切实有效只是第一步,但即便是这一小步也是需要国家做出巨大的努力,比如我国多次进行机构改革和制度革新,就是为了国家生物安全保驾护航。

以海关为例,作为国家之间生物资源沟通的屏障,是保障国家生物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工作难度最大,任务最终的一环,针对海关总署中生物安全职能工作一段时间以来,进行了深度的调整和改革。海关总署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为正部级单位,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总署,设立卫生检疫司、动植物检疫司、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和商品检验司,以风险管理为主线,加快建立风险信息集聚、统一分析研判和集中指挥处置的风险管理防控机制,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国家生物安全工作的基础在于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物基因资源的保护

专业机构需要参与到护卫国家生物安全的工作中,这是国家保障生物安全工作的需求,也是行业发展的动力和机遇所在。在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工作实践中,不仅创造了行业的自身价值,也实践中检验科学理论的正确性。除了常规现场勘查检验等方法,还利用信息技术和超景深体视显微镜等设备,实现远程技术支撑,是生物技术资源具备了更高效的运作途径,既实现了货物快速通关,又保障国门生物安全。

这些仅仅是国家生物安全的一部分,除了外来物种入侵,新型病原微生物的出现,洋垃圾违规违法输入,甚至少数人的为了寻求刺激,让很多新型生物毒品的输入防不胜防,这些进口问题都影响着国家生物安全。

不仅如此,市场有多大,套路就有多深。出口业务也同样不省心。生物资源是巨大的商品资源,一方面我们同样有着巨大的农林牧副渔等商品出口业务,即便是正规的生物实体资源出口也会夹带无数问题对其他国家造成困扰,更何况我国的禁止出口的动植物资源同样是国际买家所青睐的对象。这些珍惜物种,会因非法渠道的输出导致灭绝。当然这些活动是双向的,比如我国对于穿山甲鳞片的需求,导致国际上大量穿山甲走私进入国内,这些对我国生态不会造成影响,确对非洲等地的穿山甲极大的伤害;同理,国际上对兰花的需求,也使得我国云南境内的兰花生物资源遭受了灭顶之灾。

而我们一再的强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就是因为虽然随着生物种类的增加,可能带来的问题将会呈几何级增长,但生物资源纷繁复杂,却可以增加生态环境的稳定性。随着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污染生态环境等生物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物种遗传资源也越发凸显其重要意义——与我们当下仍需努力发展的生物技术和相应制度相比,当我们无法判定生物安全事件的性质,影响和规模的时候,拥有庞大的生物物种资源,是面临生物演化冲击时有足够的演化空间和战略缓冲,也是我们所具备保证国家生物安全的物质基础和最底层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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