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与生物袭击战的历史 ·

作者：安阳工学院 薛元彬

生物袭击战是指使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活动。生物武器通常由生物战剂和施放装置构成。生物战剂包括各种致病的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命活性物质，主要分为以下六类：细菌、病毒、衣原体、真菌、立克次体、毒素。其中细菌和病毒是生物战剂的主体。生物袭击战的打击方式是通过向敌方军队或后方施放生物战剂，常常会伴有烈性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导致人群失能和死亡，由此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恐慌来达到其政治、信仰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

生物袭击战的历史几乎和战争史一样悠久，是一种重要的战争手段，但它从来不是战争的主要形式。按照对病原体的利用方式，生物武器和生物袭击战的演变可以分为“利用”“培养”“创造”三个阶段。

“利用”病原体阶段

生物武器的使用可追溯到古希腊及古罗马时代。古罗马人经常在战争中将已经腐烂的动物尸体投入水源中，通过污染对方饮水系统的方式来使敌人患病。动物尸体是最古老的生物武器之一，最早的生物战据说发生在公元前1325年，赫梯王国攻打腓尼基城市士麦拿（今土耳其伊兹密尔一带）时，将感染了兔热病的羊投入敌方城市，使敌方染上致命的“赫梯瘟疫”。

后来，这一手段发展到使用人的尸体。早在公元前1500年，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发现了传染病的威力，并将患有瘟疫的病人派往敌国。军队同样深知生物武器的厉害，他们将染病的死尸投向被围困的敌方堡垒，并向敌人的井里下毒。随着人们对传染病的了解，病原体开始作为生物武器。1763年3月，当时，正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地区进攻印第安部落的英国人亨利·博克特上校，把从医院拿来的天花病人用过的毯子和手帕，作为礼物送给两位敌对的印第安部落首领。几个月后，天花在该部落中暴发流行起来，英国人不战而胜。此后，多个民族和族群都曾使用过相似的战争手段。

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是“利用”病原体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战剂以细菌为主，主要研制者是德国，研制的生物战剂仅仅是几种人兽共患的致病细菌，如炭疽杆菌、鼠疫杆菌等；其生产规模较小，施放方法简单，主要通过特工秘密污染水源、食物或者饲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军曾以炭疽与马疽病菌袭击协约国军队和马匹。此举遭到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战后于 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了关于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约定书。

“培养”病原体阶段

20 世纪30～70年代为“培养”病原体阶段。生物战剂转变为以病毒为主，并开始使用气溶胶散布战剂。气溶胶是由悬浮在气体中的固态或液态颗粒构成的气态系统。生物战剂喷洒到空中后，形成细微颗粒，与空气混合，形成生物气溶胶，能长时间悬浮空中，随风传播。其发展特点是生物战剂种类增多、生产规模扩大，主要施放方式为飞机播洒带有生物战剂的媒介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物武器仍不时被一些国家用于战场，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历史上生物武器使用最多的年代。还有一些国家在此期间成立了专门的生物武器研究所，例如二战时期日本的731部队，美国的达格威实验场、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等。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武器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将生物武器大规模用于战场上的则是军国主义的日本，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即以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他们使用的生物战剂包括伤寒、副伤寒、霍乱、菌痢、炭疽、马鼻疽、鼠疫、破伤风、气性坏疽等病原微生物。主要通过投放细菌炸弹、飞机喷雾和人工散布等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1932-1945年，仅通过活体实验死在731部队的中国军民就达到1万人以上；他们还曾在中国的11个城市进行大规模的实地细菌战试验，其中通过飞机传播的带菌跳蚤每次竟超过1500万只，军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因遭受日军细菌战和细菌实验而死亡的人数至少在10万以上。此外，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也曾用飞机播撒过带有致病微生物的鼠、雀 、蝇、蚊和蚤等动物，用于污染水源、交通枢纽和居民稠密区。鉴于生物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痛苦，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1972年在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开放各国签署，1975年3月26日正式生效。

“创造”病原体阶段

从20世纪70年代起，生物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DNA重组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但有利于生物战剂的大量生产，而且为研制适用于生物战要求的新战剂创造了条件，人们开始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改造病原体，生物战进入了“基因武器”时代。“基因武器”是通过DNA重组，把致病、致命基因移植到微生物中，制造出致病力更强、更具传染性和耐药性的战剂，其抗原性发生改变，使现有疫苗的防治作用不再有效。

在生物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传染病引发的安全问题已不再受原材料、设备和空间等传统物理因素限制。简单来说，结合公开的遗传信息，利用DNA重组技术，在不需要太多花费情况下，就能人工制造出期待获得的病毒，甚至制造出具有巨大杀伤力和传播效应的生物武器。近几年备受热议的已灭绝天花病毒“复活”事件就是很好的印证。2018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病毒学家David Evans发表研究报道，通过订购遗传片段，人工合成了马痘病毒。马痘病毒和天花病毒同属正痘病毒家族。据悉，这项研究仅用6个月，花费10万美金经费。由此可知，“基因武器”的研究成本远远低于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这给恐怖分子带去了更多的便利性，生物袭击战很可能是未来战争的主流趋势。

随着科技的进步，能用于生物战的微生物已经超过100种，其中很多致病性强、传染性大、作用迅速、防控困难。致死率在10%以上的为致死性战剂，至少有24种，其毒性比化学武器高许多倍，吸入少量即可使人得病并死亡。致死率在10%以下的为失能性战剂，可使人畜长时间丧失某些身体机能，也高达90多种。研究表明，1架战略轰炸机携带100万吨TNT当量的核武器发起袭击，所造成的杀伤面积约为300平方千米，而使用10吨生物战剂的杀伤面积就可达10万平方千米。如果将埃博拉病毒等制作成生物武器，这些堪称为“生物原子弹”的“大杀器”足以悄无声息地毁灭全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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